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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以降聊城古城居民生活全观察(刘洪山 高文广 张和鹏 李惠)

[日期:2015-01-15]   来源:聊城市情网  作者:聊城市情网   阅读:468[字体: ]

金城汤池成胜景

——安全篇

  如果把古城比喻成宝库,当你充满敬畏地打开她时,会发现其中璀璨夺目、可圈可点之处令人目不暇接。我们目光首先触及的,就是古城的防御与安全——自宋淳化三年(992年)聊城迁于现址后,近千年时光流转之间,古城人如何获得安全?如何保证生存?如何御敌、防害、抗灾?在此过程中,他们的心血和智慧又闪耀出了怎样的光芒?
  这些问题,很自然地吸引我们去最先关注聊城古城的城防。
  “作为一处军事要地,聊城古城的突出优势,就是易守难攻。”2月19日,在聊城市文物事业管理局,文博研究员陈昆麟坐在他办公室的典籍堆中,这样告诉记者。
  在陈先生的侃侃而谈中,聊城古城内城外郭、武备充分、四面环水的具体特点,一一生动地浮现出来:
  古城城墙,在宋代是土城,至明洪武五年(1372年)筑为砖城。在古城城墙之外,还有土筑的郭(外城)。城与郭相辅相成,既可御敌,又能防水。古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,都在城门外口加筑了瓮城,既可防止敌人直接冲入,又便于围歼来犯之敌。城墙还筑有马面敌楼,用于观察敌情、夹击攻城之敌。城墙之外,还附有水门、吊桥等防御性设施。在内城与外郭之间,是环绕古城四周的护城河。
  由于古城固若金汤,所以针对古城的战争罕见强攻。远的,像战国时(公元前249年)的“鲁仲连射书退燕兵”,就是采用了“攻心术”。当时的聊城古城虽不在今址,但城建格局十分相似。对此,《水经注》中有着专门的记载:“漯水又北,经聊城县故城西。城内有金城,周匝有水,南门有驰道,绝水南出,自外泛舟而行矣。”近的,在解放聊城时,也采取了“围而不打”的部署,以避免伤亡。
  “作为聊城标志性建筑的光岳楼,本身就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更鼓楼。它占据制高点,能‘远眺料敌于严更漏’,具有较强的军事功能。”据陈昆麟介绍,光岳楼在防雷方面也堪称典范。由于这座楼主楼为全木结构,四面斗拱飞檐遮蔽风雨,便于绝缘,所以能有效避免雷电袭击。
  话题转到防御自然灾害上,陈昆麟认先生为,作为城市,旱灾、蝗灾等农业灾害,对它的影响比较间接,城市自然灾害的防范重点是水灾、雨灾。他介绍说,除了前面提及的城、郭并防,抵御水灾外,聊城古城墙的四角内,均开挖有面积不小的蓄水池,用于暴雨时排涝。
  近千年间,为防御自然灾害,官民在当时有限条件下做出了不懈努力。记者查阅志书了解到,明和清,先后设闸官、管河专员,“添建堤坝、闸座,劈画精详”,在保证河道畅通的同时,也在古城外围防御古城水患。在清代,还设立了官办的养济院,出现了民办的普济堂,收容孤贫老病无依者。
  时代发展到今天,往昔的防御设施,都淡褪了浓浓的火药味,成为颇具文物价值或观光价值的胜境:光岳楼成为聊城人引以为荣的标志性建筑,是聊城观光客的必到之处;护城河变迁而来的东昌湖,更成为当今“江北水城”开发最根本的基础,以其浩渺广阔、清澈灵动、勃勃生机吸引着人们。沧海桑田,前人当年在防御方面付出的劳动和智慧,正在这样裨益着今人,泽被后世。

【背景资料】文献可考的4处聊城古城

  聊古庙 最早的聊城所在地,位于今城西北7.5公里处,西新河西岸。
  王 城 位于今城东徐田庄南。北魏太和二十三年(499年)迁此。
  巢陵城 位于今城东南7.5公里大石槽村西。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迁此。
  今 城 名为“孝武渡西城”,宋淳化三年(992年)迁此至今。

 

曾济苍生有岐黄

——医疗篇

  8月5日下午四点左右,聊城市区落了一场雨。但这并没有阻住病人的脚步。
  来到聊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、医学博士谷万里值班的诊室时,他去参加院内会诊了,十几分钟就等了几位病号。回来后,病人还是络绎不绝,其中包括一些他的同事。“聊城医疗是有渊源的,像《伤寒论》第一注家成无己,就是聊城茌平人。据说他还曾在聊城行医。”谈起古城医事,谷万里首先提到了成无己。去年,在他的促动和茌平县当地政府的支持下,聊城市中医药学会在洪官屯乡成庄立起了“成无己故里”碑,并着手筹建成无己展览室。
  就像中医科病号渐多、成无己被重新重视一样,近年,博深沉静的中国传统医学,在经历了一个断层之后,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。谷万里说,虽然这个断层为期不短,但古老中医的血脉,终究还是以坚强的生命力延伸至今并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  当年古城的医疗,基本就是被称为“岐黄之术”的中医。“历史久,规模大,名医多”,是采访和查阅史料后,古城医疗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。
  宋金时期的成无己,是聊城医疗活动起源较早、起点较高的一个代表。《注解伤寒论》十卷、《明理论》三卷、《论方》一卷,奠定了他在中华医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在医药机构方面,明代即开设有医学训科。这些,都成为聊城医事历史悠久的明证。
  年逾古稀、熟悉地方史的刘洪山先生,向我描述了他少年记忆中的情形。他说,那个时期,还能寻见古城古时医事的一些踪影。由于运河的带动,古城相当于一个药材集散地,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仍存有不少大药堂。这些药堂,甚至在济南、济宁以及省外都设有分店。当年的药堂,大多都在店门两侧悬起象征信誉、宽尺余长过丈的“通天招牌”,引人注目,成为古城一道景致。其中,怀德堂、益寿堂、太元堂等,都是百年老店;怀德堂员工多达百人。规模较大的药堂,既销生药,又营制药,还有坐堂的医生。这些药堂卖药十分讲究,颇有口碑。
  除了坐堂的医生,还有独立行医者。这些医生看病不收费,收入主要来自病人病愈后的答谢以及药堂的报酬。据东昌府区《聊城县志》记载,到清代,叶兰、叶锡岭、葛洽、胡煜堂、张毓堂、刘汝霖、傅斯桥、叶嗣高、朱正谊、杨兴臣等近60名中医名盛于世。刘洪山先生介绍说,古城当年的华佗庙、吕祖庙也有“医疗功能”。在华佗庙、吕祖庙焚香求签后,病人就按签对号,取得价格低廉的处方。以心理、调养方式治病,也有一定功效。
  从民国起,中医开始受到间断性的冲击,脚步从此放慢。而如今,中医的生机再次勃发。谷万里说:在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“生物—心理—社会医学模式”,还有预防保健、医疗保障等诸多方面,中医的优势正在逐一显现。中国传统医学的足音,重又吸引人们凝神谛听;而聊城中医的脚步,也正行进在这条路上。

 

亦华亦质身上衣

——服饰篇

  人生四事衣为首。在东昌府,与服装相关的事情,也有许多可称道之处。
  在春秋战国、秦汉时期,这里桑蚕丝织业就很发达, “齐纨鲁缟”享誉四方,“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”。据 《明太祖实录》和 《明史》记载,到明代,在保留丝、麻传统的同时,太祖朱元璋大力推行植棉,东昌百姓由此始种棉花。而且,在山东,棉花 “六府皆有之,东昌尤多。”据 《东昌府志》及各州县志记载,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,不仅种植广泛,而且不少州县植棉比率很高,甚至有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。丰富的棉花资源,对纺织、印染、服装,既奠定了基础,又产生了促进。自明代起,就形成了 “家家纺车转,户户机杼声”的景象,其中尤以 “织布为大宗”。
  聊城境内,由丝、麻、棉制造的纺织品,在历史上“亮点”频现:秦国的“阿缟”,西汉的“缣”,唐代的贡平绸、贡绢等,都名扬全国。“始于元、兴于明、盛于清”的临清哈达,甚至远销国外。在近代,鲁西南民间织锦(今简称“鲁锦”)以及由江南传到江北的蓝印花布工艺,也以其茁壮的生命力广泛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  漫长岁月中,东昌府人的衣着服饰虽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,但其优厚基础却不容轻视。
  对于过去的服饰,即便是老人,印象最远也只能达到近代了。
  清代女装在康熙 、雍正时期还保留着明代的款式,时兴小袖衣和长裙;乾隆以后,衣服渐肥渐短,袖口变宽,再加上云肩(一种衣饰,围衣领一周,配在肩上),可以变幻出许许多多的花样;到晚清时,城内妇女已去裙着裤,衣上镶花边、滚牙子,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。
  民国初年,男装形成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。穿着中西装,都可戴礼帽,以示庄重。上世纪20年代前后,中山装开始在古城占有一席之地,也有一些男性沿用传统的袄裤,头戴“帽衬”(瓜皮帽),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。女装自辛亥革命以后呈现多样化趋势,一身袄裤之外,又多穿用袄裙套装。上世纪20年代以来,城里妇女开始穿旗袍。
  过去的服装,温暖了古城一代又一代人。在今人的目光里,那些服装无论朴素也好华贵也好,都因其浸透着先辈的心血和智慧,铭刻着岁月的珍贵印痕,而显现出独具的魅力。

本色菜点溯渊源

——餐饮篇

  聊城东关曾有一座庙上庙,下供关公,上供徐庶。因为,相传徐庶曾任聊城知县。当时,曹操任东郡太守,以巡视为名,想拉拢徐庶。徐庶被动接待,让厨师将丸子炸成不规则块状。曹操很奇怪,徐庶趁机道:“丸子不圆,风味不改!”暗示自己表面迁就,心有操守。这段佳话,成就了东昌古城的一道名菜——徐公丸子(俗称“煎丸子”)。
  相信每个知道了这道菜来历的人,都能感觉到它的韵致和厚重。品菜的同时,还能增长知识并接受一次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,餐饮由此悄然上升至文化的境地。对东昌古城的“食文化”,稍微做一点了解,就能感受到它的盎然趣味和吸引力,它的底蕴和魅力让人油然生出敬畏之情。
  “在东昌古城,像徐公丸子这样出之有据、讲之有趣、观之悦目、食之惬意的正宗本土菜品有很多。这跟聊城餐饮的古老渊源和薪尽火传是分不开的。”谈到古城餐饮,身兼三项餐饮业国家级评判资格的中式烹调高级技师高文平这样说。他的哥哥高文广,则在烹饪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。通过跟他们的交谈,古城餐饮的发展脉络渐渐清晰起来。
  鲁菜,是我国北方最早形成的菜系;而以聊城为核心的鲁西菜作为一个支派,在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。追本溯源,会发现古城餐饮有着深深的根。在聊城境内出土的鼎、罐、盆、杯、鬲、尊等餐饮器具,表明这里的餐饮在数千年前就达到了一定水平。而被视为烹饪鼻祖、精通厨艺的商初名臣伊尹,则出生于莘县。这种深厚的氛围,加上聊城境内丰富的物产,为古城餐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  明清时期,聊城漕运发达、经济繁荣,江浙、山陕、京畿等外来元素的融入,使古城餐饮达到了空前兴盛的状态。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吴云涛先生,曾在聊城收集到一份清末手抄民间唱本《逛东昌》,古城正宗的本色菜点,多能从中觅到踪影:“鸡丝拉皮凉拌肉,糖酥鲤鱼吃烤羊。煎丸子别处不会做,鲜粉皮天下头一桩。麻花面筋真不错,东昌烧鸡格外香。吊炉烧饼油炸鬼,鸡丝馄饨胡辣汤。……开汤丸子热厚饼,八批馃子酥又香……”这些菜点,与脂油饼、呱嗒、魏氏熏鸡等名吃,加上蛤蟆楼、风煮楼、三德园、三庆园等名店,一同构成了当年的餐饮胜景。
  新中国成立,餐饮业得到良性发展。出现了一批名厨和会英楼、同福春、十三姊妹、人民饭庄等名饭馆,空心琉璃丸子等菜品独树一帜,“席面丰盛完美、菜品装盘大气、口味浓香醇厚,突出酱香味、醋香味、椒香味、蒜香味,尤擅制作淡水湖鲜”的特点日益鲜明。
  进入新时期,“江北水城”开发、古城保护与改造,让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饮食文化。作为旅游的重要元素、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,东昌古城正宗本色菜点的继承与发展,让人充满着期待。

 

食不厌精忆小吃

——小吃篇

  8月27日,东昌古城一个晴朗凉爽的清晨,开始拆迁的楼北大街,高大葱郁的泡桐树下,北口周围依然人声鼎沸。多年以来,不少古城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的小吃店铺、摊点吃早餐;但他们不一定知道,在各色小吃中,历史悠久的“八批馃子”已历经上百年的沧桑。
  当年,像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吃,在古城有很多。聊城籍人士、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吴云涛先生,曾在收集到一份署名为光绪末年“武水醉丐”的手抄唱本《逛东昌》,其中,对古城小吃多有涉猎:
  “前菜市里出焦枣,后菜市里果木行。……茶食饽饽东昌的好,上细果品东昌的强。芙蓉糕、雪花糕,大金棍蜜灌甜又香。口酥、栗酥、箭杆酥,蛋糕、寿糕、玉露霜。枣泥对丝桂花酱,椒盐豆沙有提糖。薄脆云片核桃粘,梅酥瓜饯带闽姜。……开汤丸子热厚饼,八批馃子酥又香。甜沫米粉糯米粥,炸糕麻花麦芽糖。豆包烧卖酥油饼,羊肉火烧牛肉汤。绿豆糊涂沿街卖,滚热的小豆腐野菜香。还有煎饼小葱蘸甜酱,管顿的包子常下乡。薄单饼卷咸鸭蛋,赶集打尖当干粮,干果仁、兰花豆,挎着篮子串酒坊。东门口的山芋瘫又烂,楼底下的酱肉就是香。……东昌府三美传得远,出门人提起想家乡:旧州洼白菜汤如奶,北坝的豆腐真不瓤,著名的还有西关水,甘美赛过扬子江……”
  合辙押韵的民间俚曲,描绘出当年古城小吃的鼎盛风貌。倾心东昌饮食文化的高文广先生,曾通过一些熟悉地方史的前辈,对古城餐饮做过不少调查和关注,他说,古城当年的小吃经营已具有相当规模,与餐饮业一起,被称作“勤行”,每年灶王爷八月初三生日,同行们都要到灶王庙聚会。通过他的介绍,记者还了解到当年古城小吃的一些“经典品种”。
  “张家厚饼、王家甜沫、丁家馄饨,被吴云涛先生称为古城小吃‘三好’。”高文广说,其中比较独特的是张家厚饼。这种面外层实面,内层发面,有三寸厚、一寸厚两种。烤成的厚饼两面呈金黄色,周围宽边装饰图案,很象一件工艺品。饼虽大,但外酥焦,内白嫩,食之酥软相宜,香甜可口。至于八批馃子,是由油条演化而来。馃子分成八条,两端相连为椭圆型,颜色金黄,酥脆到落地碎不可拾。厚饼、八批馃子,如今很少有人能做了;而像脂油饼、开汤丸子、枣饼……还有一些点心、小吃的老字号,如今已大多失传。
  著名作家阿城在他的随笔《思乡与蛋白酶》中说过,思乡“就是思饮食,思饮食的过程,思饮食的气氛”,常常成为游子私念家乡的“主要寄托”。因为,小吃是人类文化生活精致化的结果,蕴含着一个地方十分重要的文化特色。 
  高文广先生说:如今,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,当年堪为美味的小吃,在人们眼里,大多都成为很平常的食品了;但其中饱含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、文化精神,不能丢弃。古城保护与改造,在带动旅游的同时,能带动传统小吃,进而将让一缕文脉、一种操守植入人们心田,是很多人的期盼。

 

天人合一古城居

——居住篇 

    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…… 
    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。”
 
   
  当年的东昌古城,除了公衙、寺观、坛庙、书院、会馆等官用、商用建筑外,更多的是民居。虽说是“城里”,但在民居之中,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描绘的这种令人向往的田园居住状态,还是不难觅到的。 
  按照贫富程度,当年的民居可以分为豪宅大院、三进院落、四合院、土坯草房等。
  明清时期的聊城,文运大兴、文化昌盛、鸿儒巨宦鹊起,形成了“八家”世家大族,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、邓、朱、傅、耿、杨诸家。由于年代久远,高墙深院,这些人家的居住情况少为人知。口耳相传至今的印象,除了阔绰高大的门楼、“宅第连云”外,就是这些人家大都建有私家花园。 
  比较有代表性的“四合院”,门楼一般设在东南角,对着大门是影壁,左转进入院中。“四合院”分为正屋和厢房。正屋也称“堂屋”,大多坐北朝南,一般为三间,多是一家之长居住。正屋前两侧设东西厢房,两间或三间不等,晚辈居住。土坯草房虽然造价低廉,但由于是厚墙厚顶,冬暖夏凉,便于修补,不仅仅是贫穷人家修建,连一些崇尚简朴的富裕人家也会建造一部分。四合院的装修、雕饰、彩绘等,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,表现出人们对幸福、美好、富裕、吉祥的追求。古城居民十分注重在院落内引入自然风光,房前屋后多种树木。即便面积不大的小户人家,也要种植几株枣树、石榴等,取多子多福之意,充分表现人与自然的交融。 
  从熟悉地方史的邓树堂、刘洪山、高文广等先生口中,我还了解到当年民居建筑的一些细节和术语。   四合院的大门,分为广亮大门、金柱大门、如意门、墙垣式门等。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为做官人家使用,如意门、墙垣式门为一般人家使用。大门的门板有很多样式,门枢插入“门枕”中,门枕石通常有箱形和抱鼓形两种。 
  影壁,是用于遮挡视线和突出大门的墙壁。在大门外正对大门的叫“外影壁”;在大门左右修建的八字墙叫“燕翅影壁”;最常见的是建于大门内的“内影壁”。 
  瓦房一般使用青砖、布瓦(因土布覆面而得名)。瓦房的承重部分多为框架结构,最常见的是“四梁八柱”。在此基础上,以“檩、椽、枋”架构出房顶框架。瓦房地面一般是砖铺。 
  土坯房地面一般是土地面。为防止盐碱腐蚀墙壁,会在墙基上垒几层砖,再往上垒土坯,这几层砖就称为“碱脚”。 
  综合被访者的说法可以感受到,传统民居对自然因素,如地理位置、日照气温、风向雨量,还有当地建材等,都给予了充分重视。同时,由经济实力决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、由礼制伦理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由堪屿风水决定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、由宗教信仰决定的人与建筑格局之间的关系,都有充分的体现。当今遍布各地的楼宇,更注重私密、卫生、节能等,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漠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交流;钢筋水泥的大范围使用,也弱化了地域特征的差别。这样,我们就能渐渐理解老辈人的“合院情结”,并进而从中受到启迪。

 

经由东昌千里行

——交通篇

  作为“运河古都”,谈到古城交通,首先应当提起的,自然是“水运”。
  聊城水运兴起自元代。“至元”二十六年(1289年),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,开始开挖的会通河穿越市区,带动了水运,“凡南直隶、江西、福建、两广朝贡京师,皆由此道”。明朝永乐九年(1411年),会通河又经疏浚治理,从此直到清代咸丰年间,漕运畅通。作为京都至江南水运必经之地,聊城河段船漕船、木帆船穿梭往来,载重八百石(近5吨)可畅顺通行,每年过往船只逾1200只,蔚为壮观,被誉为“漕挽之咽喉”、“天都之肘腋”。康熙、乾隆南巡,也多次经运河从聊城经过,更使古城名扬四方。这种盛况,一直延续到清咸丰五年(1855年)。
  有河就有桥。据记载,元代开挖会通河时,在今闸口处建造“通济桥”,是古城所知最早的桥。闸口以南800米处,古运河西岸,则是崇武驿码头,俗称“大码头”。由此南望,舳舻相连,帆樯如林,被列为聊城八景之一,称为“崇武连樯”。
  “黄帝作车,任重致远。少昊时略加牛,禹时奚仲加马。”魏晋之际史学家谯周《古史考》对古代交通的记载说明,我国畜力车和道路出现是很早的。聊城的陆运,历史也很悠久。东昌府区交通局负责史志的亢保章主任,正在编修交通史。从他提供的《大事记》草稿中可以知道,远古尧舜时,道路被称作“康衢”;夏朝末年,伊尹辅佐商汤征战时,已使用牲畜和战车、运输车;春秋战国时期聊城道路已具相当水平;秦时颁布“车同轨”的法令,修建的“国道”——驰道也经过聊城。宋淳化三年(992年),聊城迁至现址,用于货运的大车和独轮车比较普遍,人出行乘轿之风渐盛;明代,聊城有7条驿道通往各地;明清时期,还出现了车厢包以铁叶的铁甲车、马车与轿子结合的产物“轿车”。
  年逾古稀、倾心地方史研究的刘洪山先生,对近代古城颇有了解。通过他的介绍,我们能想象出当时古城交通的大致风貌:行人出门,根据行人身份、家境贫富、路途远近等,一般选择轿子、轿车、大车、小推车或骑马、骑驴。货运主要靠大车、推车和畜力,短途货运有时也依靠被称作“脚行班”的人力担运。
  步入现代,古城交通的发展步伐也在加快:
  1921年,聊城始有客运汽车;
  1928年,洋车(黄包车)传入境内;
  1971年,城内始有公共客运;
  1996年,经过聊城的京九铁路建成通车。
  进入21世纪,私家车开始剧增。
  从此,古城人得以更加便捷地走出聊城;古城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,迎接着八方宾朋。

 

遥听机杼感当年

——织用篇 

    如今,在聊城古城的大街小巷,迎面而来的行人,穿的服装可谓五彩缤纷、千姿百态。如果将历史的时针拨回民国之前,眼前或许是这样一幅景象:阳光下,人们围在古楼旁拉着家常,远远望去清一色的粗布青衣,朴素得没有任何差别。
    粗布青衣已踪迹难觅,所幸织就他们的一些器械尚有存留。在熟悉古城生活和聊城地方史的刘洪山先生记忆中,当年的古城,零星分布着一些专营纺织的作坊。古城居民多是为官经商者,稍微贫寒的人家,才需要自己织布。轧花、弹棉、纺线、织布、染布……纺织的这些主要工序,“催生”出种类丰富的纺织器具。
    为棉花脱籽,当年普遍使用脚踏轧花机。轧花机上半部分由曲柄、木棍和铁棍组成,下半部分的三角架上装着踏板,脚踩踏板,使得木棍和铁棍互相倾轧,即可将棉籽滤去。
    经过碾轧的棉花软硬不均、不够松软,于是需要“弹棉花”。弹棉花的工具主要是棉弓和木锤,用木锤拨动弓弦,弦的高速振动把紧实的棉花弹得蓬松,称为絮棉。絮棉若要用于织布,就要进入另一道工序——纺棉。
    纺棉成线,要用到纺线车。纺线车通常有一个驱动轮和一个纱锭,由车架相连。摇动车轮,带动锭子,从棉条抽出的棉线缠绕在锭子上,被形象地称为“棉穗”。
    在织布前,纺出的线,还需一番加工处理,主要“程序”有拐线、浆线、分线、经线、纤布、掏缯等。
    织线为布,用的是脚踏织布机。左右脚交替蹬脚踏板,带动前后缯及上下交线,双手左右递梭,左右手交替搬动机筐。若想织出带有丰富花纹的布,需要使用“三匹缯”甚至“四匹缯”。手上的操作没什么变化,只是脚要“奔忙”在更多的踏板上。
    当嘈杂的机器声盈满双耳,飞快的节奏催促着难以停留的脚步,抚摸着这些纺织器具,先辈们在艰难条件下对美的坚韧追求让人感动,手工织造过程中的那份沉静与耐心更让人感慨万端。而听着在当今渐高的“节能环保”之声,看着有人重又怀恋起“手工老粗布”,发现往昔岁月被人们曾经遗忘的东西穿越时空重显价值,人们会想到:如果说这些器物对当今有什么意义,其中应该包括静下心来之后,由此触动的深思。


(转自聊城文化部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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